作为构成个体健康的关键维度，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已日渐凸显。与此同时，“现代人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行，其观点在于现代化过程催生大量新的负面应激源，从而导致更多人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其实，现代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而是包含了多重维度，其中尚有诸多基本事实亟须澄清，以回应相应争议，并建立更为准确的社会共识。

“现代社会不利于心理健康”只是学术批判性想象

现代化对心理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并非一种新的说法。早在20世纪初，随着欧洲和美国社会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学者就已经关注到城市化对人类精神生活与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3年发表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认为，城市环境可能滋生傲慢冷漠、理性功利等性格特征。欧洲这种对“现代生活”的社会心理后果进行理论反思的传统，代表着当时的工业化中心即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一种集体性的反思，并作为文化传统延续至今。20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对“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理论洞察，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本体性生存焦虑等“现代性后果”的分析等内容，都反映出欧洲知识界一以贯之的批判性反思：现代化过程蕴含的理性主义、计算主义等精神特质对个体情感冲动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压抑”，从而提醒人们反思并纠正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病态现象。

这种欧陆传统对现代化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反思，多集中于社会学和哲学领域，且多带有某种悲观主义色彩，着重分析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具有较强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哲学思辨性，但较少直接从操作化的层面明确界定现代化和心理健康的观测变量并分析其中的整体性实证关系。此外，此类研究通常并不严格区分精神病学层次的病理性问题和作为普通负性情绪体验的心理问题，而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并经常在隐喻和象征意义上使用心理健康的词汇，如用“抑郁”泛指任何情绪低落体验，而不局限于对症状界定和病程时长有严格要求的“重性抑郁障碍”（MDD）等精神病学诊断名词。这就存在放大心理健康问题普遍性和严重性的可能。

20世纪中期，美国研究者戈尔德哈默（Herbert Goldhamer）和马绍尔（Andrew Marshall）在分析美国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市两家精神病医院自1840年以来的收治情况后发现，在美国当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精神病（psychoses）与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和紧张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也没有出现城市的精神病患病率高于农村的情况。这一研究对现代化的负面心理影响论断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其著作《精神病与文明：精神疾病发病频次的两个研究》在1949年首次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城市化/现代化必然导致精神疾病的片面想象。这种社会精神病学取向的研究，即探讨精神障碍的社会与文化成因及其患病率和临床表现的跨文化差异，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现代化影响心理健康具有“双刃剑”作用

近几十年来，不同国家内部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抽样的精神病学调查及心理健康调查，多采用高度统一、受到国际认可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和调查程序，如国际疾病分类（ICD）或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使得部分跨国调查结果具有了国际可比性。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的整体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是，部分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具有强历时稳定性和跨区域一致性。另有部分精神障碍虽然总体患病率在增多，但区域之间的患病率差异极大，如重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在中日韩三国几近相同，但均远低于法国、美国、荷兰和巴西，且与成长于美国本土的东亚裔居民的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非常接近。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相关指标（如城镇人口比重、人均国民总收入、基尼系数等）与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1世纪初的统一调查就显示，抑郁症患病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超过了经济社会层面的差异率，即同为高收入国家，美国与日本的抑郁症患病率相差甚远；同为中低收入国家，中国与巴西的抑郁症患病率也差异甚大。这些结果都提示现代化与精神障碍患病率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此外，全球精神疾病的上升趋势与精神疾病诊断工具的精细化、精神医学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公众的健康素养提升等因素密不可分。这些因素使得精神疾病的“发现率”远高于从前，即诸多之前已经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被“发现”或登记在案的疾病得以“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代化创造了此类疾病或障碍得以发现和治疗的机会，这应当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而非现代化恶化心理健康水平的证据。由于在“现代”之前缺少确切翔实、可资比较的调查数据，其实很难断定当下的精神疾病在“前现代”时期的真正患病率，因此也就无法准确地对前现代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类精神障碍患病率变迁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追踪性评估。

对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精神病学界的代表人物杨德森等人就曾明确反对现代化的发展增加了社会心理应激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可能会成为社会心理应激因素而影响精神健康，但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改善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为心理健康提供保护性因素。此消彼长之下，社会应激总量可能并未激增，只是应激种类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同时，整体而言精神疾病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其患病率不会在几十年间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心理咨询层面出现的问题增多，其实说明了人们求医方式的进步，而不能证明心理障碍患病率增多。

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性：不仅现代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不确定，而且心理健康本身也存在从较表层的心理问题到较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变化谱系，因此在分析现代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时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仅就中国而言，黄悦勤主持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项目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远低于美国、法国、巴西、南非等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从全球视角看仍为“低抑郁”社会。而辛自强等人系统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症状自评工具的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发现，在病理性心理问题层面，许多群体（如军人、大学生、农民工等）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均有明显改善，也有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下滑，如中学生最集中的病理性心理问题为焦虑和躯体化问题，而非抑郁；在负面情绪体验层面，不少群体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普遍上升，但其体验并未达到精神障碍的程度。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有变有不变”“有喜也有忧”的整体局面。

以上事实说明，现代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复杂，不宜只根据患病率的升高而做出简单的因果关联。同时，应注意区分心理健康从精神疾病到负性体验的不同层次，把重点人群的重点问题与普通人群的普通问题区别看待、“分而治之”。这有赖于精神医学、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现代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及其可及性的不断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心理问题的暴露度增多与关注度提升，是社会愈加进步和宽容的体现，也将会在此过程中得到更为妥善的处理。简言之，通过更高水平、更为全面、更有人性的现代化，心理健康水平的改善方可达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社会心态的网络空间治理研究”（20ASH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